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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美国对霸权的过度追求让企业承担了额外成本，导致其丧失市场竞争力进而冲击了美国本土工业。美国通信设备产业的竞争力一度全球领先，西部电气公司在1913年即占据全球通信设备市场59%的份额。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打造东亚同盟体系，要求西部电气等企业向三洋、东芝等日本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甚至开放部分核心专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就近采购军事物资，更使日本等国的钢铁、通信、汽车、轻工业等传统产业迅速成长。

　　二是过度金融化导致资本不愿投资制造业。从微观层面看，众多美国制造业企业为了维持短期利润，将产业链下游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下，企业高管的首要目标是推动公司股价上涨，而不是扩大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导致很多制造业企业走上“金融驱动”的轨道。从宏观层面看，拥有“铸币权”的美国可以仅凭印钞就获得全球商品，以“金融收割”攫取全球财富，这又导致大资本嫌弃并逐渐抛弃了需要长期投入且回报较慢的制造业，加速了制造业的外迁。“金融化”和“空心化”，正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注脚。

　　国防军工与其他产业不同，对国家政策、国家财政、与政府关系的依赖度极高。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军工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受益于美国的全球干涉主义政策，一方面又得到了巨额财政支持。在特殊利益集团的运作下，美国军工企业获得了大量政府订单，又在地区冲突中兜售军火牟利，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使得它们能够持续投入研发，积累技术优势。这些技术优势奠定了多项当代军事技术的基础，也令美国军工企业在全球军售市场上占据了主要份额。可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军工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如今，美国医疗保险集团对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军工复合体。2024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合计支出超过1.7万亿美元，国防支出为8740亿美元。美国医保制度的本质是，医疗行业全面市场化后，由药企、医院、保险公司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向民众和政府索要医疗费用。美国医疗卫生市场规模全球领先，消费者药物需求量大，随着上述利益共同体不断刺激创新药消费、推动药品价格上涨，药企数十年来赚得盆满钵满，这使得医药行业成为美国吸引风险投资最多的行业，并为其研发提供了强劲支撑。如今美国在生物医药相关论文数量、专利数量、在研生物药数量、生物医药企业数量等方面均位列全球第一，全球研发强度最高的10家生物制药公司中有5家来自美国。美国还掌握着医药行业评价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是美国负责药物审批的最高权力机构，在美上市药物均需接受FDA审查，这使它获得了决定全球医药企业创新成果能否变现的权力。

　　农业和石油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美国也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一是得益于其资源禀赋。美国耕地面积23亿亩，占国土总面积16.1%，土地平坦，适合机械化作业，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玉米生产国。其能源结构也比较多元化，页岩油气革命后，美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二是在工业化、市场化上有先发优势。美国工业化起步较早，工业化带来的化肥和农机的普及推动了农业发展。对于资源型行业，美国还通过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等把控着产品定价权。

　　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国防军工产业基础被严重侵蚀。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是金融业占比过大，制造业持续萎缩，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制造业基础来看，美国年钢铁产量约8500万吨，其军备制造能力已严重萎缩。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10%，产业工人数量仅有1200万，大量劳动人口主要从事金融业、服务业等高利润行业，电工、焊工及切割工等制造业技术工人则严重短缺。美国国防军工产业工人待遇普遍不高，近40年来从业人数减少了约三分之二。